鸿海掌门人郭台铭至今后悔2003年他对王传福发出的邀请。那年王传福找鸿海合作电池壳，随后陆续挖走鸿海四百多个干部，偷走上万份文件。昔日两位电池大王，尽管2009年分别登上台湾和大陆的首富榜，但官司缠讼至今未决。…

2010年7月13日，香港高等法院的民事经济庭再次开庭审理2007年10月台湾鸿海集团下属五公司如富士康国际（HK 2038）控告比亚迪股份（HK 1211）下属七公司挖走员工、偷窃商业机密一案，原告富士康向比亚迪索赔51亿港元。这个被媒体称为“富比之战”或“比富大战”的较量，吸引了全球华人的关注。

不过这次占上风的不是富士康。今年初比亚迪提出反索偿，指控富士康用恐吓、栽赃、行贿等非法行为，干扰和损害比亚迪的商业活动，富士康则要求法院删除反索偿状书中那些恶意中伤、毫无根据的段落。双方各持己见，唇枪舌战得非常激烈。法官在听取双方陈词后，宣布改日宣判。

从英雄相惜到同行冤家

鸿海掌门人郭台铭至今后悔2003年他对王传福发出的邀请。“王传福来找我，希望鸿海帮他做电池壳，我还带他参观富士康的工厂，结果他看到我们赚钱，就挖走我四百多个干部，偷走上万份文件。”大陆媒体这样引述郭台铭的话。昔日的电池大王，如今早已不是吴下阿蒙了。2009年郭台铭以59亿美元，王传福以396亿人民币分别荣登当年台湾和大陆的首富榜。

当时在郭台铭的心里，他还是很欣赏这位比自己小十五岁的大陆企业家。2003年1月，王不顾公司内外的强烈反对，毅然决定收购秦川汽车厂，以此开拓汽车业。郭当时就想与王共同控股秦川，被王拒绝。接下来的事就是郭台铭最不愿看到的。参观回来不久，比亚迪也开始大规模加工手机零配件，跟富士康做的基本一样，于是英雄相惜成了同行冤家。

四流人才与尊重认同

在深圳龙华科技园一千五百多亩富士康旧厂房里，每天身穿蓝色工服的男工和红色工服的女工，如蓝红交织的人海不停涌动。在保安戒备森严的厂区里，先进的自动化流水线正日夜不停的为苹果、摩托罗拉、惠普、索尼等世界著名企业，加工生产着各种高技术产品。

无论郭台铭在台湾如何重视人才，在大陆实行的却是另一句名言：“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郭不太信任大陆人，他从台湾带去四千多名中高级主管，并给他们相当于大陆五万工人的丰厚报酬，相比之下，大陆科技人员的待遇就大打折扣。台湾主管可任意训斥一个大陆人。在每周六天，每天十二小时的机械重复劳动下，不但“80后”的农民工倍感生活的乏味和疲惫，也令大陆中高级管理人员对富士康没有太多感情上的认可。

然而在深圳的另一头，座落在龙岗坪山的比亚迪却呈现出另一派景象，整齐有致的厂房气派非凡，附近的推土机传出隆隆声响。这家被郭台铭讥为“山寨”不如、靠盗窃技术起家的民营企业，正一步步走向兴旺。与富士康等级森严的半军事化管理不同的是，比亚迪的高管每天都和普通工人在同一个食堂吃简单的饭菜，大家虽然工资不高，但人人感到受尊重，感到这就是自己的厂，于是故事发生了。

富士康状告比亚迪

2006年富士康发现生产订单大量减少，原来客户都被比亚迪以稍低的报价给抢去了。特别是2005年，富士康大批大陆中高层干部跳槽到比亚迪，带去了很多商业机密。如原来在富士康担任主管的柳相军，负责编制工艺流程档的司少青，2005年相继跳槽，柳被任命为比亚迪IT产业群体主管兼海外商务部经理，司为系统管理办公室主管。

离职前柳便将富士康内部财务资料发送给比亚迪，比亚迪组织人马分析后，破解了富士康的商业机密，包括哪些产品赚钱，跟客户的报价等细节。离职后，柳依然通过原来的同事不断获得富士康的商业机密。后来法院在柳相军的电脑里发现很多来自富士康的文件，还有比亚迪法务部的邮件通知，提醒他删除相关交往的证据。司则在富泰宏工作期间就带出数份重要文件，用于比亚迪同类文件的编制。

2006年6月，富士康的两家子公司以盗取商业秘密为由，将比亚迪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索赔500万。2007年10月，富士康在香港高等法院提出诉讼，以相同的指控向比亚迪索赔650.7万人民币，后升为51亿港币。自此，“比富大战”在市场上和法律上全面展开。

台商在大陆有理无处讲

富士康方面指称，从2003年开始，自己从事手机设计、制造等业务的多个部门的四百多名员工陆续跳槽到比亚迪，其中包括富士康花费几十万元派往欧洲培养的高级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比亚迪甚至为此成立了挖角办公室，挖走了富士康在日本的研发高级核心主管，并连带了一项冶金提炼合成技术。

由于比亚迪有个上百人的“知识产权团队”，专门负责处理这类盗窃机密或规避专利事项，他们号称“对方100％不能赢”，加上王传福是深圳市人大代表，对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的任免有重要的投票权，而且比亚迪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企业，深受深圳市委扶持，此案一直没有进展。

“在深圳打不赢官司，我们不得不选择香港，就像到赌城去，他一面跟你赌，一边自己做庄。”郭台铭对此十分委屈。2007年6月和10月，富士康两次在香港对比亚迪提起诉讼，当时正值比亚迪把手机业务分拆出来在香港上市，诉讼案令比亚迪的上市不得不推迟了半年，王传福公开指责富士康“故意捣乱”，两家结怨更深。

2007年12月，受最高法院的委讬，北京九州世初知识产权鉴定中心给出了七千多页、三十三卷，大约五十多公斤的第一批鉴定报告，证实在比亚迪移动硬盘中有116份富士康档，其中68份档属非公开资讯，涉及富士康的商业机密。

大陆司法如儿戏

2008年3月14日，富士康迎来转机，深圳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后发现，案子可能涉及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于是富士康撤销民事诉讼转为刑事诉讼。3月20日，比亚迪执行董事兼副总裁夏佐全被拘留。24日、31日，司少青和柳相军先后被判处一年零四个月和四年有期徒刑。

不过更大的转折出现在四天后。比亚迪突然公告说，夏佐全在拘留后的第四天因证据不足被释放，而司少青和柳相军在定罪前已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属于个人犯罪，与比亚迪无关。同年12月3日，比亚迪反将一军，称公安机关已撤销针对比亚迪的调查，北京九州世初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常务副主任赵军及另外两名负责人涉嫌毁灭、伪造证据和收受贿赂，被公安机关逮捕。此外，比亚迪前员工张朝正涉嫌接受富士康方面的贿赂，为其非法窃取保密文件，被公安机关逮捕。

从那以后，富士康越来越被动，随着香港一国两制的褪色，加上比亚迪的蓬勃发展，台商想在大陆讨个公道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

早生几年王传福就是郭台铭

中国人历来讲究和气生财，不要内耗两败俱伤。美国的思科曾起诉大陆的华为侵犯其知识产权，案件终以和解告终。相信不久的将来，“富比案”也能化干戈为玉帛，以大公司的担当，共同开创良好的商业秩序。如果抛开两家公司的纠纷，郭台铭和王传福完全可以成为至交，因为两人相似之处太多了，王传福早生十几年或许也成为郭台铭。

两人都是工作狂，王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郭曾为节省时间每天只去两次厕所；两人都以勤俭节约出名，两人都很霸气独裁，郭标榜自己是“独裁为公”的领导者。尽管与郭的形神俱厉相比，王的外表要温和绵软得多，但王也规定集团下所有事业部的总经理直接向他汇报，大事只依赖他一个人的大脑。

两人对事务都有独特精准的判断。王投入钜资进入汽车业时，曾遭遇基金“洗仓”事件，一天之内比亚迪股票跌幅超过21％，但如今比亚迪汽车五年保持100％的高增长，2009年销量已超过44.8万台；郭在继模具业务之后进入第二大核心业务－－机壳生产时，也曾不被看好，但如今鸿海已占领全球机壳业务的一多半多。

两人都采取“低成本获取利润”策略，这可谓中国代工业的本质，但两人也有所不同。郭有个著名的“全球成本竞争”理论，即“社会成本+国家成本+公司营销成本”的竞争，从1988年鸿海立足深圳，到如今向大陆内地迁移，郭仍想走低成本的老路，不过跳楼案之后又多了个“人伦成本”。

王对此似乎不以为然，他不像富士康那样要求出差员工把每张发票的细节填得清清楚楚，他也不像郭台铭那样问员工“你们尿尿黄不黄啊？”若回答不，就加大音量说“你们工作还要努力”，王看重从大处着手降低成本，对细节并不太计较。

郭台铭喜欢花大钱买最先进的自动设备，而王传福喜欢土法上马搞半自动化。凭藉廉价的熟练工人和他们手上几元钱的夹具，比亚迪生产出了比索尼、三洋便宜15％的手机电池，比富士康低20％成本的手机。“光是设备，我们的成本就比他们节省40％。”王对此颇感自豪，并将这种模式延续至汽车业。

郭台铭也很重视技术和知识产权，鸿海一度是台湾拥有知识产权最多的企业。但与王比起来，郭似乎缺少一门看家本领，而且开始走下坡路。目前富士康也朝房地产、汽车和电池领域挺进，但王传福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如今他的铁电池已将电动车的百公里能耗降为5元人民币，他还计画在三、五年内设计出汽车太阳能电池，“如果成功了，真的是把‘水变成油’了！”显然，王传福很适合这个造梦的年代，然而，不少人也提醒说造梦不能罔顾商业道德。◇

2010年4月30日，比亚迪总裁王传福Wang Chuanfu送给加州州长施瓦辛格一个小礼物。（A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