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母親在「六四」慘案二十週年祭文中說：他們（死難者）在二十年前的六月三日夜晚，在最危險的時刻奔向了最危險的地方。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是在木樨地阻擋戒嚴部隊向天安門方向進軍時，被密集的槍彈射殺的；有很多人是在東單和西單路口與軍隊的對峙中飲彈倒地的；還有一些人是在大屠殺現場搶救傷員、同軍隊搶奪同伴屍體時被打死的；還有一些大學生是在和平撤出天安門廣場時，在六部口被從身後開過來的坦克活活碾死的……

天安門母親張先玲：「提起二十年前那個恐怖的屠殺之夜，我心中仍止不住的振顫，那錐心裂骨的喪子之痛，將伴隨我一生……」

六月三日晚十一點多鐘，王楠已回到他住的另外一座樓上，我們正準備躺下休息；突然一陣清脆的類似鞭炮的響聲劃破夜空，「開槍了！」我的丈夫驚呼。我馬上反應是：「不可能！」緊接著一串串槍聲、救護車的笛聲、人群口號聲交織成一片。我絕對不相信共產黨會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槍！直到有朋友來電話，敘述她目睹的木樨地屠殺現場，我才突然想起王楠！

六月四日凌晨，我推開王楠房門，看見桌上留一張字條：「我去找同學了。六、三。」直到下午他都沒回來，也沒有電話。一向鎮靜的我此時心亂如麻，失聲痛哭。親友們分頭去了二十四家醫院也未找到王楠的遺體。直到十四日，接到月壇中學電話，讓我去護國寺中醫院辨認一具無名屍，是從天安門西側二十八中學門前挖出來的，從服裝和體貌特徵辨認，肯定是王楠。

一周內我滿頭黑髮長出一叢叢白色，失去孩子的母親，心中的悲憤無法形容。那時，王楠正在月壇中學讀高二。他生性活潑，熱情爽朗，又熱中於公益事務，樂於助人。六月三日晚，他正是懷著「要把歷史鏡頭真實地記錄下來」的願望，帶著相機騎車離家直奔天安門的。在南長街，當戒嚴部隊開著槍過來時，他衝出去照相，接著便中彈倒下了。

當時有群眾衝上去搶救，戒嚴部隊不准。兩點多鐘，一個志願醫療隊發現王楠倒在路邊，深度昏迷，但尚有微弱體溫和心跳，便想將他抬離現場去醫院搶救。又遭軍隊拒絕。醫生給王楠包紮傷口，做人工呼吸，但畢竟血流得太多，到凌晨三點半，王楠的生命終止。五點多，戒嚴部隊趕走學生，民警來「打掃現場」，據說早上七點有衛星啟動，會拍下這些屍體。因此為了讓官方媒體放心編造「天安門廣場沒開一槍，沒死一人」的謊言而「埋屍滅跡」。

在半年多的尋找真相過程中，我上百次的敘述著王楠遇難的經過，眼淚都已流乾。

後來，瞭解到很多人被打死打傷，我感悟到這是我們民族的悲劇，國家的恥辱。也不僅是某個人的決策問題，而是這個制度問題。我開始對共產黨產生懷疑，對幾十年灌入我腦子裏的道理產生很多問號。由一個不關心政治懵懵懂懂的愚民慢慢向公民轉化，我從一個悲痛的母親走向尋求正義、討還公道的公民。◇